“我们所居住的星球，拥有如此丰富、复杂、深邃、有弹性和活力的生态系统，与之共生是我们生存的必需，而我们更有责任守护它的底线、让它不走向崩溃。”

2006年夏天，当我选择离开很多人十分羡慕的体制内工作，第一次走进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大门时，很难想象，这里将会是我奋斗十二年后、依然热血沸腾的地方。

还记得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曾有过无力、苦闷的时刻——四年环境学本科、三年生态学硕士的专业学习，接触过不少环境与发展相冲突的案例和课题，仿佛总是实际需求在一端、山水家园另一端，难得两全策。苦闷的出口是采取行动：我渴望投身其中、找到解决方案。

告别北大未名湖，我很快加入北京市环保局下属的北京环保宣教中心。工作中慢慢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机构，而那个总在新闻上拦截日本捕鲸船的国际环保组织：绿色和平，与我也有了交集。有了更深的接触后，我发现绿色和平并不像电视上的那么表面——新闻里每一个生态破坏现场曝光的背后，其实都有一个团队长期做着专业、扎实的研究的身影。

“离开事业单位、政府部门本身是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呢？不可否认有得有失，我也始终感佩当年的同事们坚韧、全情的付出。”

在体制内工作两年后，我更加确认自己始终最关注全球气候变化，可惜当时环保系统的工作很少涉及这个议题。因此，得知绿色和平的气候与能源项目正在招人时，一个念头立刻闪现：该“跳槽”了！

离开事业单位、政府部门本身是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呢？不可否认，放弃稳定的工作环境需要勇气；我一直感佩环保系统的同事们为了实现蓝天碧水的坚韧付出。但最终，还是想做让自己激动的工作、想参与到全球使命中的冲动，推动我走向下一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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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和平教我的第一课：

户外小白也要爬上珠峰

绿色和平教给我的第一课，始于一场惊喜（惊吓）。

2006年8月，我第一次作为正式员工参加气候变化项目的团队会议。当时的自我定位还是一个地理学、生态学者，打算主攻文献、遥感、科研合作类任务。

“李雁，下个月你要跟着我们的第一个实地团队，去珠穆朗玛峰考察冰川消融。”

我整个人都懵掉了，石化在当场。

当时的心情太复杂了——一方面，我有专业的队友相伴：领队同事本身就是巾帼英雄、中国民间高山攀登女子第一人，还有经验丰富的高山队医、中科院的老师、高山摄影摄像师，团队配置非常专业完整，前期准备细致周密。我这个户外零基础的菜鸟，理论上没有后顾之忧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依然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，怕拖了大家后腿。

思前想后，还是咬牙去了。9月中旬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双脚已经落在珠峰大本营的土地上。

高原反应还好，缺氧反而嗨了，面对壮阔的大自然，一路忍不住在对讲里唱歌、念诗。当我们获准跨过了珠峰大本营 “游客止步”的黄线前进，沿着几十年来登顶者们跋涉的乱石小径行走时，天地安静了，只有冰川上面珠宝般洒落的冰蓝色小潭融水，如同触手可及的金字塔形顶峰与冰塔林银色旗帜的森林，和我们的喘息。

“高原反应还好，缺氧反而嗨了，面对壮阔的大自然，一路忍不住在对讲里唱歌、念诗。”

2007年5月，考察报告在北京与全球办公室同步正式发布。具体的研究成果，特别是那一组对比图片：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光明峰前的绒布冰川中段冰塔林，同一个位置、角度，40年间大幅降低、消融的见证，通过媒体走向世界，传播广泛。

后来，我在自家楼下的马兰拉面，竟听到隔壁桌的大哥撸着串儿聊起珠峰冰在化，心里骄傲满满。那年年底，我的同事还把这幅对比图送给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。潘基文感谢了我们的工作，表示会把这张图摆在他的办公室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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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喧嚣的森林里努力做

一只内心冷静的啄木鸟

珠峰之旅是我在绿色和平的初体验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如果想要守护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美，首先要到现场去。这也是绿色和平——这个1971年成立的、在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的NGO所秉持的独特方法论：实地亲历见证、记录与展现。

我的同事们去第一线见证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砍伐，随船航行南北极考察冰山、鱼群；我们不遗余力的深入到祖国的城乡、山海，追踪排污与破坏，也纪录美、努力与改善。

曾经，我自认是典型的“理中客”，认为有知识、有科学就足够，与不信数据者多说无益。然而，当我亲眼看见河流被污染得五彩斑斓、草原挖得千疮百孔，耳闻冰川消融的滴答作响、受影响人群的低声倾诉，感受到各行各业行动者们的愿景与力量……情感上的触动，力量远超过冰冷的数字。

在数字、知识的理性基石支撑下，绿色和平想要传达更为复杂的、立体、更能令人震动、进而反思的东西。这更有可能影响人们的看法、甚至于滴水成涓改变人们的行为。我欣赏这种高调方法论下的真知灼见。

“嘈杂的森林里，总有啄木鸟的声音。叩问清脆，偶尔刺耳，却能够促进整个森林的健康。”

一些朋友、长辈，即便了解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，起初仍替我担忧。他们觉得绿色和平激进、冲动、冒险，总在追求曝光、追求惊世骇俗，“你这么温和冷静，不像是你的风格呀？”

后来有一次，我听到一位老师将绿色和平的角色形容为“啄木鸟”。这个画面特别有意思：嘈杂的森林里，总有啄木鸟的声音。叩问清脆，偶尔刺耳，却能够促进整个森林的健康。

诚然，环境改善是如此艰难的系统工程，有许多重不同利益、考量的牵扯，最终往往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彼此博弈、拉锯的结果。而在这么大的一个森林里，绿色和平总是站在光谱最前端的那个位置上，追问着下一步是什么？总是在提问能否多做一点，提出“如果可能”这样的问题。我们这只啄木鸟，一直要求自己歌喉嘹亮、振聋发聩，因为我们感到时不我待。

何况我心目中的绿色和平，远不只是啄木鸟。在聚光灯外，我们一直在播种种树、浇水，让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更快更好的成长。帮助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工作持续十四载，帮助加强化学品管理的工作做了七年。近年来团队不断创新，成立了国内首家非营利性的清洁能源孵化器；与地方合作社携手发起生态农产品众筹；发起了中国生态农业公益助农服务平台等等。这些，恐怕也同“激进”的想象相差甚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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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：

全球行动的手臂要伸更长

我加入绿色和平后接到的第二个“意外任务”，是要代表中国办公室，以全球NGO观察员代表团身份参加每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。

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，是国际非政府机构得天独厚的一种资源。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”在清晰的规则下，为民间参与预留了广阔的空间。非政府组织作为观察员可以列席会议、做发言评论、组织边会和活动、与媒体互动。

自200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，站在面向全球、背靠中国的这个独特位置上，我逐渐爱上了国际谈判的交锋暗涌，更深刻领会到国际环境治理中的民间作用。

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，是这堂“全球民间行动力量”课的大考。那时，各国众多环保、公益机构结成同盟推动全球呼吁气候行动的声浪，以期在年底达成有约束力的气候保护协定。

然而，最后写在历史里的结局众所周知—— “一场史诗般的失败”。备受瞩目的大会没有达成公众密切期望的共识，会议进程草草结束。一切落幕后，带着强烈的挫折感，我独自跑到停靠在港口小美人鱼像近旁的绿色和平旗舰“彩虹勇士”号前，痛哭一场。

“这就结束了吗？”回国飞机的前一夜，我反问自己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细细整理过去几天的思绪，写下一篇长长的《哥本哈根溃败记录：我所知道的真相》发上网。

等回到北京时区，我发现这篇超长文章竟然爆了——各网络平台合计好几百万点击，还有大量的评论。在记者们尚未能在混乱中厘清事件脉络的时间差里，我这篇零距离切入、夹叙夹议的现场日记，成为一种“口述历史”。其实，我的讲述正是基于绿色和平团队、乃至国际非政府组织社群的观察分析。我们何其有幸，站在信息的十字路口、暴风眼里。

“当我回到北京时区，才发现这片不接地气的长文章竟然爆了，各网络平台合计好几百万点击，还有大量的评论和争论。”

后来，我反思，全球多边进程与国际期望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国家行动，但最后能够决定全球生态环境改善节奏的真正源动力，还是根植于本地、每个国家内部。国家、城市、社群，首先得认同采取措施能够解决本地问题，才谈得上为了更大范围公众利益、为后代利益多迈一步。我们需要从“高大上”的国际视角云端“落地”。

2018年的中国与世界，与2009年相比已深刻改变。本土与全球的力量涨落中，国际环保组织应发挥的作用这个议题，又有了全新的生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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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非营利机构工作的幸福感

新结识的朋友常会问我：你为什么不去企业，找一份“正式的工作”？非营利行业听上去始终是小众、遥远的，甚至分不清这是志愿者活动、还是一份正当职业。

企业以创造利润为目标驱动，非营利组织（NGO）以创造社会影响为目标驱动，两者都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塑造者，是专业、成熟的职业场所。其实，无论在企业、政府和事业单位、学术机构或是非营利组织工作，个人都有机会去实现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理想，职业选择不分高尚与否。

区别只是，我能在NGO里学以致用地实践专业知识，能够将热情与理性同时付诸于污染问题的处理。这种创造美好环境的成就感，与优秀有趣的团队同行的幸福感，远胜于商业世界的高薪工资带来的愉悦。

“我希望不断倾听他们的声音、帮忙他们保护好内心的为环保为公益的小火苗。”

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普遍是80后、90后，他们身上理想光芒的闪耀、独特的个性与潜能，也时常激励着我。作为管理者、领导者，我希望不断倾听他们的声音、帮忙他们保护好内心的为环保为公益的小火苗，点亮他们实现抱负的新的可能。同事们也一次次将新的可能性交到我的手中，信任我会不断迈出舒适区、指出靠谱的新方向。

2018年8月，我拥有了新的身份，新的责任——绿色和平中国首席代表。能够手握绿色和平风帆的舵轮，我感到无比荣幸。风雨同航十余载，我眼中的绿色和平依然充满热情与活力，更为成熟、自知。我相信绿色和平能够在这辆加速行进的绿色列车里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独特的位置，继续身体力行，促成积极改变的发生。

进行时 & 将来时

什么样的行动是绿色和平会去做的？

当然并没有一个“这很绿色和平”的公式。但是，有效性始终是第一位的，要在有限的资源内、用好团队的专业能力，选择、调整策略，最大程度推动问题解决。而保障有效性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既有国际视野，又能真正落地，符合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十二年来，我看得到通过我们的努力、积极改变正在发生——

• 2011年以来针对雾霾，开展公众健康知识普及与防护教育，推动空气污染数据公开与公众参与，提出多项降低煤炭消费、提高可再生能源保卫蓝天的具体建议被采纳。

  
  

• 2013年，经过近十年的持久战，国际林业巨头和众多著名品牌做出了保护天然林的“零毁林”承诺；

  
  

• 中国办公室牵头的全球“时尚去毒”项目，曾重点调查和曝光沿海“牛仔裤镇”污染情况，截止2016年，已带动超过70个国际时装品牌、供货商、零售商承诺为生产链去毒，促进了国内外纺织行业的绿色生产升级；

绿色和平既可以是问题的发现者、分析者，也可以是解决方案的实践者、培育者、开拓者。现在，生态文明道路的共识凝聚，违法排污、生态破坏的代价愈发高昂。接下来，我们应该如何持续进化？如何找到支点、帮助有利于环境的创新与解决方案、公众认知破茧而出，帮助美好的愿景目标落地？这也许将会是我下一个十二年要去回答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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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李雁